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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聽命勢能運這個說法，是用于算命。算命，其實就是預測未來，這個跟股市的預測未來，是一回事。這是投資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很多人覺得投資很玄妙的地方。

命勢能運指的是通過命、勢、能、運四個維度，來刻畫一個人的過去、現在，并以此預測未來。并且這四個維度是存在確定性逐級降低的關系。

(相關資料圖)

對于一個人來說，“命”指的是內在客觀的因素，通常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性別、身高、智商、顏值等。比如牙買加人天生跑得快，就是老天爺賞飯吃。有的人天生聰明，不管是生于戰爭年代還是商業社會，人生都不會差。

“勢”則是指外在客觀的因素，通常作為個人只能是接受，也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書生如果碰上戰亂時期，就沒機會考秀才了。1978年的恢復高考與改革開放，1992年南巡講話后的下海潮，90年代開始的互聯網，這些對于個人來說，都是無法改變，但可以抓住的機會，所謂是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就是這種吧。

命是內在客觀因素，勢是外在客觀因素，二者都是客觀因素，個人通常只能接受而無法改變。與這兩個客觀因素相對應的，則是體現個人主觀因素的“能”。對于個人來說，所有主觀上可為的因素，都包含在內，一般也稱為主觀能動性。比如很多人內在客觀角度看，挺聰明的，外在環境方面，各種考試選拔也相對公平，有些人就勤奮上進考上了好大學，有些人就貪玩落榜了，差別就體現在主觀能動性這個維度。過去20年互聯網帶來的機會對很多企業是一樣的，有的創業者就抓住了，有的創業者就無視了。電動車對于車企也是一樣的，比亞迪、吉利等企業就努力抓住了，更多企業就放棄了。

最后一個維度是“運”，即運氣，代表的是一種偶然性。命與勢是客觀的，能是主觀的，三者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再加上代表偶然性的運氣，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解釋與預測體系，可以用來解釋、預測一個人的過去與未來，也可以用來解釋企業、國家。

如果說對于個人來說，命是指性別、智商、顏值、嗓音等與生俱來的特質，那么，企業的命，則是商業模式，國家的命則是地理環境。正是地理環境上的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才造就了中間的華美之地，成就了中華一詞。

要在命、勢、能、運的框架下，解釋清楚企業的商業模式及其重要性，需要先理清命與其他三者的界限。在研究企業的時候，有的投資者說投企業就是投人，看好企業家就值得投，沒有夕陽企業只有夕陽產業。有的投資者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好的賽道勝過一切，比如互聯網、新能源等。而教育、房地產遇到的政策紅利與政策風險，都說明了時代的一粒塵就是企業的一座山，大勢面前企業的努力微不足道的。由于企業的管理層多數相對穩定，不光團隊穩定，團隊能力也相對穩定，不太會出現經營能力突變從而導致業績顯著變化的情況。于是，投資者將預測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勢這個維度，比如預測行業景氣、監管政策、技術變化等方面。

比如iPhone流行之后，投資者想到的往往是找誰給Apple供貨，然后選出立訊精密來。這就是典型的在勢這個層面的研究，其實iPhone蘊含更大的機會，是成就了一些新的具有生命力商業模型，比如微信。微信流行之后，投資者會從勢的層面，找受益于微信生態的企業。如果從命的層面，可能就會發現微信成就了更多的新商業模式，比如拼多多，進而還有極兔快遞。

這種從iPhone到微信，從微信到拼多多，再從拼多多到極兔快遞，就是典型的從命的維度研究企業，而從iPhone到立訊精密則是典型的從勢的維度研究企業。

股票研究，正確的研究順序，應當是沿著命、勢、能、運的順序，依次展開。只是因為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商業模式基本不變，而外在環境變幻莫測，使得投資者經常忘了應當首先關注商業模式。就像的對于很多人來說，性別、智商、顏值這樣的內在客觀因素根本無法改變，最多也只能從勢層面，想一想選擇比努力重要的道理。比如蘇寧的商業模式在2010年以前是有強生命力的，后來商業模式逐步被互聯網削弱了，再好的團隊來也沒有用的。互聯網對線下零售的影響就不只是勢層面了，而上升到商業模式再造了，想想那些消失了的機票、火車票代售點就更好理解。

理解這4個維度的邏輯，有助于更客觀地解釋企業的成功與失敗。比如格力電器過去的成功，拋開制造業商業模式穩定不考慮外，到底是搭上了地產大勢，還是管理層的優秀？顯然首先是前者更為重要。千萬不要把格力的成功歸結為某個管理層的優秀，從而迷信這種優秀可以彌補地產的大勢已去。誠然，馬云、王石、董明珠等企業家都非常優秀，但對應企業的成功，則首先是因為商業模式好，其次是過去20年中國經濟大勢好，再次是管理層優秀，最后是他們也有點運氣成分。如果王石帶領的不是一家開發商，而是一個給開發商干苦力的建筑公司，董明珠也只是管理一家家電零部件商，馬云只是創立了一家快遞公司，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

所以，在總結企業成敗、預測企業未來的時候，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命、勢、能、運的邏輯中，高估低維度的因素，而低估高維度的因素。正所謂沒有馬云的時代，只有時代的馬云，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從命、勢、能、運的邏輯來看，好的投資，應該是從商業模式出發，選擇最好的商業模式，然后是在趨勢向好的階段，選擇管理層優秀的企業進行投資。像iPhone、微信、拼多多這種屬于全新的商業模式，大家知道商業模式的重要性。但對于大多數企業，商業模式也穩定不變了，是否還有必要從商業模式出發？簡單來說商業模型決定的是企業賺的什么錢的問題，再傳統的行業和企業，商業模式也存在著很多維度的區別。

比如整個地產鏈條中，開發商是利潤分配的主宰者，建筑商、建材商、裝修公司、設計院等單位是被主宰者。在大勢向好的時候，被主宰者喝點湯，肉留給開發商了。大勢不好的話，被主宰者就變成了被賴賬的，湯都沒有。當然，開發商之上還有更大的主宰者。另一個典型的是蘋果公司與供應商，利益分配存在典型的優先、劣后特征，在手機銷量好的時候，供應商們拿優先，賺點辛苦錢，大頭都留給蘋果公司了。當手機銷量不好的時候，這個時候蘋果公司變優先了，先保證蘋果的利潤，供應商們這時變成劣后的虧損戶了。所以會出現手機銷量賣得好，供應商股價漲不過蘋果，手機銷量一旦變差，供應商股價跌得比蘋果快多了，成為了典型的光有貝塔沒有阿爾法的股票。

這幾年A股流行價值股、白馬股投資，大部分長期漲得好的公司，其實在商業模式上，多數是利潤分配得主宰者，比如伊利股份、海天味業、恒瑞醫藥、海康威視、萬科。而被他們主宰的公司，長期大牛股出現得并不多。像東方雨虹、立訊精密這種被主宰者模式的優秀企業，對管理層能力的要求，比前面這些主宰者模式的要求高多了。只有像重卡行業的梟雄譚旭光，做到了將濰柴從中國重汽的全資子公司變成了現在中國重汽的控股股東，也做到了發動機廠商成為主宰者而整車廠成為被分配者。因為汽車行業一直以來都是整車廠作為利潤分配的主宰者，所以A股的汽車零部件和汽車經銷商基本上沒有出現大牛股。在這種模式下，如果出現了逆天改命，從被主宰地位變成主宰地位，那一定是值得珍惜的機會，比如寧德時代、恒立液壓、福耀玻璃。

企業在不同階段，命、勢、能、運的重要性也不盡相同，或者說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里，主導因素會發生變化。根據企業發展階段，通常劃分為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里，企業的重心大致可用用命、勢、能、運去對號入座。在早期創業階段，主要矛盾是命，即探索商業模式，努力形成穩定的盈利模式，是創業企業的頭等大事，至于管理、績效、kpi等不至于要命，但商業模式沒找到，就真的是要命了。企業解決了生存問題后，就要考慮發展的問題，這個適合就要努力去抓住外部一切可以抓住的機會，也就是盡可能的乘風破浪，才有可能快速壯大。待企業足夠強壯，比如可以IPO了甚至成為行業主流后，管理、績效、成本控制、企業文化等精細化管理就成為了主要矛盾了。因為外部市場能賺到的錢，大部分都被企業賺到了，接下來就需要向內部要效益了。到最后衰退期，如果最后能夠浴火重生，那可能就需要點運氣了。黃光裕出來之前，大家以為國美就這么因禍得福，實際上商業模式的根基不存在了，運氣都不一定救得了。

這也說明，雖然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商業模式都已經定型了，但并不是真的就只需要看管理就夠了。從商業模式出發去研究企業，依然是有必要的。因為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商業模式沒有萬年不變的，創業企業前赴后繼，成功者都是在顛覆前人的基礎上崛起的，這就是破壞性創新。比如電商對蘇寧等零售業商業模式的破壞，微信對運營商模式的破壞，iPhone對手機、數碼相機、收音機、導航、手表、計算器、錄音筆、mp3等等的破壞。機會與風險，就孕育在這些破壞性創新里面。

這樣就可以理解，一級市場投資者關注商業模式更多一些，而二級市場投資者關注企業治理、管理團隊更多一些。或者說，不同階段的企業，對外傳遞的信息是不一樣的。比如與創業企業交流的時候，創業者應該不太會談及成本控制、kpi等問題，因為他的精力主要在商業模式的搭建上，管理上的問題沒有精力去想。而大型上市公司，管理層已經到了精細化的層面，他們也不會去談及商業模式，因為早就已經定型了。比如上海機場、長江電力、格力電器、伊利股份、萬科等。

如果說命、勢、能、運這四個維度分別代表內在客觀因素、外在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偶然因素。那么，在歸因過去的時候，經常犯的一個錯誤是，過分夸大主觀因素，而忽視了內在客觀因素與外在客觀因素。就像經常聽到家長會抱怨孩子貪玩，沒好好念書，這話的意思是把沒考上大學怪到主觀因素上，實際上很可能是由于內在客觀因素，好好念也考不上。也許正是因為對內在客觀、外在客觀因素的忽視，主觀因素成了解釋各種現象的主角了，這也給了陰謀論肥沃的存在基礎。股市里的“主力”兩字，則是此類邏輯缺陷的集大成者。

關鍵詞： 預測未來 立訊精密 利潤分配